上海夜风讲解情感和情绪的本质区别

admin · 发表于 2017-12-4 23:56:22

上海夜风讲解情感和情绪的本质区别    很明显，缺少了对情绪(emotion)——或者有时所称的“情感”(affact)——作用的叙述，那么任何关于政治的心理学叙述都是极为不完整的。许多政治现象包含了情绪和感觉，而非我们在前几章所检视的“冷”信息加工类型；事实上，所有政治概念都充满着情感，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这就是一些心理学家所指的“热认知”。政治刺激经常引发强烈的情绪和感情，诸如喜欢、讨厌、幸福、沮丧、愤怒、内疚、感激、厌恶、复仇、喜悦、不安全、恐惧、焦虑，如此等等。

我们并非中立地看待政治，当然一些超级的人工智能计算机可能会这样。例如，很少人会毫无感觉地看着小布什或希拉里·克林顿的照片，或者一张2002年9月11日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照片。看到本·拉登照片时，很少美国人会不感到愤怒和丢脸，或者其他一些消极情绪，正如许多中东激进伊斯兰教主义者看到同样的照片，会感到骄傲、羡慕以及其他积极反应。当然，这种现象并非政治所独有的。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乔克(Robert Zajonc)所指出的：

当我们介绍某人时，我们不可能不会经历一些直接的吸引或排斥的感觉，以及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测量这种感觉。我们经常彼此相互评估，我们评估彼此的行为，并且我们评估他们行为的动机和结果。

此外，且不论社会情境，“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少有知觉和认知不带有重要的情感成分，即它们是冰冷的，或者至少是温热的。”

大多数认知视角的支持者倾向于将人们看作是纯粹的信息加工者。例如，对于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相符路径来说，这并非如此，在她的理论中，心理不适的情绪(失调)促使人们调整他们的信念，但是对于图式理论的大多数应用来说，这是正确的。正如邝(Khong)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信息加工理论——包括图式理论——有意识地避开‘热’认知，部分是因为我们通过计算机类比，从而熟悉心灵的认知心理学模型。”在诸如图式的认知概念流行多年之后，可以正确地说，政治学中的情绪主题是有些被忽视了。正如戴维·雷德劳斯基(David Redlawsk)已经指出的，理性选择理论家——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路径的支持者——经常忽视情绪，然而，第九章所检视的认知理论的支持者传统上同样不重视这种潜在的力量：

或许因为正确度量政治刺激的情绪反应是非常困难的，即使理性选择传统中的政治心理学家并不必然求助于认知心理学的工具，来理解人们如何处理政治信息。过去数十年的认知革命导致了大部分研究都(非常成功地)聚焦于政治行为的认知基础。然而，大量心理学研究……并非毫无偏差地对待认知；亦即人们以独特的方式，基于各种认知的和情绪的动机去看待世界。然而，不知何故，对情绪很重要的上述认可，在政治心理学中并没有走得太远。相反，一种谈论“图式”和“启发式”以及“理性”决策的独特认知信息加工路径得以发展。然而，它并没有谈论多少动机和情绪。

尽管时至当下，这仍然的确是正确的，但幸运的是情况并非永远如此，尤其是在大众政治行为领域。例如近年来，关于情绪和投票行为的著作汗牛充栋，让人应接不暇，在这方面，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及其同事的著作是特别重要的。

正如政治是关于“思考”的，它同样也是关于“感觉的”。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情绪，对可能的政治感觉类型进行归类，并且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应该在各种方面加以真正的辨别。首先，对象—明确的(objectspecific)(换言之，即来源于对具体事情或人的反应)感觉与那些分散的(diffuse)(亦即它们并不与具体的人或物相联系)感觉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将这类情绪感觉标识为“心情”(mood)。例如，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处于沮丧之中，这是一种他经常所指的自身“意志消沉”情况。这种心情的特征之一，就是受害人通常不能将他们所遭受的灰色感觉归因于任何具体的目标或原因。另一种情况是，我们都有在“阳光”心情中笑醒的经历，这同样在本质上也是非具体的。另一方面，“情绪反应”或许与这类好心情一样短暂和一闪而过，但是它们是由一个特定的人或事件所激发的反应，因而我们可以将某种“原因”归因于它们。例如，在冷战仍然处于巅峰时期，罗纳德·里根曾经开过一个相当无厘头的玩笑，即他要轰炸苏联。一些人对此感到愤怒，其他人觉得讨厌，但是仍有一些人一笑了之。

一些情绪比心情和情绪反应二者都更为持久，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是不同于后者的。“评价”是指对于(例如)特定的政客或政党的长期态度，这种态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在美国投票人当中，小布什和希拉里两人都激起了特别强烈的情感评价，正如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和托尼·布莱尔分别在澳大利亚和大不列颠一样。当然，我们可能使用诸如图式或政治家符合我们自身价值的程度这样的完全“冷”认知过程评估政治领导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政治家似乎都在人们当中激起了情绪反应(强烈的“喜欢”或“讨厌”，或仅仅是不关心)。

情绪是“非理性的”吗？

长久以来，情绪一直都被看成是与内脏有关的东西，它来源于“肚子”而不是心灵。这种思考的模式源远流长。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将“理智”与“情绪”对立起来，仍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是，理性的理智(值得渴求和钦佩之物)代表着规则，另一方面是，非理性的情绪代表着冲动力量(试图规避之物)。例如，弗洛伊德对本我与超我的区分包含了这一点。我们过于习惯将情绪想象成有害于考虑周全的、基于事实的决策。

这种处理人类心灵操作的方式，在大众文化中显露无遗，并且可以追溯至即使不是数千年之前，也是古希腊时期。例如，任何看过《星际迷航》(Star Trek)一段情节或其诸多续集之一的人，都知道舰长詹姆斯·柯克(James Kirk)及其助手斯波克(Spock)先生运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周围的世界。作为人类一分子，柯克经常是充满激情和情感的，他经常由于偏离了纯粹理智的指示，而受到斯波克的痛骂。当柯克产生一种情绪反应时，斯波克经常以冷静的警告回应道：“舰长，那是不符合逻辑的。”然而，半地球人和半瓦肯人(Vulcan)的斯波克自己经常内心挣扎，即逻辑的伏尔甘理智和人的情绪性之间的斗争。

然而，这种路径或许是严重误导人的，并且在政治心理学中，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并且日益受到欢迎的)观点，挑战了认为情绪过程本质上是内在非理性或非认知的看法。热认知经常与冷认知相互竞争，这无疑是正确的。任何想减肥的人都知道节食犹如与自己战斗，逻辑告诉我们不应该买巧克力块和冰激凌，然而欲望(或者仅仅是普通的贪欲)则完全相反。正如斯蒂文·平克所指出的，“心灵生活经常感觉像国会一样。理智和感觉都想占据主导地位，都想成为完全征服你的力量。”我们都非常熟悉不受控制的情绪的危害——尤其是诸如愤怒那样极为消极的情绪状态。不过，他论辩说，情绪并非必然应被看作是有害之物。将现代认知路径与达尔文进化路径结合在一起，平克主张，我们拥有情绪，是因为它们被证明有助于种族繁衍。例如，我们对自己最为亲密之人感觉到爱和团结，因为我们的动力在于确保我们自身基因的生存(他承认这是一种相当平淡无奇的观点，但是我们极少有人将这种爱称为“非理性的”)。某些文化被认为是比其他文化更为“情绪化的”——例如，通常所说的“热情奔放的拉丁人”和“无情的德国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平克论辩说，文化只是体现了他们的成员释放情绪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他们感受情绪的程度。他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由进化预先设计好，从本质上感觉到相同的情绪范围。在对事件作出反应时，我们并不会感受相同的情绪——在全球不同地方，不同的人看到本·拉登的照片时，他们的反应不同，在这里再次提供了一个佳例——但是我们都发展了相同的能力，去感受大致相当的不同情绪。

情绪反应或许也是动机力量所必需的。情绪有助于为我们提供生活的目标和目的。当某人固执地追求某一目标并从中获取快乐时，我们经常说他或她对此充满了“激情”，这是一个比较切题的措辞。运用斯波克先生的例子，平克指出，尽管柯克的助手被认为是没有情绪的，但是，他必然受某些动机和目标的驱使。一定有什么东西让斯波克不是整天在计算圆周率到千分之五次方的数字，或者记住曼哈顿的电话号簿。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动他探究这个新颖的世界，探索新的文明，并且大胆地前往人迹罕至的地方。或许是智识的好奇心，设定和解决问题的动力以及与盟友的团结——这些都是情绪。情绪是设定我们头脑中最高级目标的机制。一旦受合适时机的触发，情绪就触发了我们称之为思考和行动的次级目标和次次级目标的大爆发。因为目标和手段被编织进一种多重网状的次级目标之间的控制结构之中，在思考和感觉之中就没有明显的分隔线，思考并不必然优先于感觉，或者与之相反……

上海桑拿网举了例子，“它是由一种诸如猛兽、悬崖尽头或口头威胁之类的迫在眉睫伤害的信号所激发。它引发了逃跑、征服或者转移危险的短期目标，并且赋予目标高度的优先性，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千钧一发的感觉。”他指出，人工智能专家同样承认，制造一个功能正常的机器人，这要求我们编制某些与情绪相似的程序，“仅仅让他们知道，在每一时刻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

将情绪看作并非是冷静理智过程的危害因素，一种类似的理由是它们看起来在“良好”决策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或许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作出合理的、考虑周全的决策，我们首先必须关心这些决策。这一结论得到了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及其同事著作的大力支持。达马西奥发现，那些前额叶皮层——大脑中控制情绪反应的地方——受过伤害的病人经常作出不计后果的决策，即使他们或许在其他方面具有广泛的智力能力。他论辩说，这来源于情绪(诸如恐惧)的缺失，而正是这些情绪阻止了正常人基于有害于他们社会和工作生活的方式行事。简言之，他们作出了较差的决策，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关心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的能力。正如政治科学家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所叙述的，

缺乏情绪的人，或许知道他们应该是道德的，或许知道他们应该受到规范的影响，或许知道他们不应该作出灾难性的金融决策，但是这种知识是抽象而迟钝的，并且不会对他们的决策产生作用。他们不会关心自己和其他人，他们既不试图规避犯错误，也不能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与平克和达马西奥一样，默瑟将情绪看作是理性所必需的，而不是理性的竞争者。

情绪和冷认知“孰先孰后”——并且因而一种好的政治推理理论是应该从本章还是前一章所提供的材料开始——是一种几乎与心理学自身一样古老的辩论。雅各布·维茨伯格在这个问题上是折中派，论辩说情绪“或许引起认知，或反过来认知可能引起情绪。在冷过程发生之前，当一种先前的经历激发了瞬时情感反应，情绪就引发了认知”。
另一方面，罗伯特·扎乔克是近些年来第一位论辩情绪可能先于冷认知的学者，如今许多政治心理学家同意这一观点。例如，当你突然看见某人直接站在你面前，或者从附近的窗户中突然现身，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假如你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人在那里——我们通常说他或她“突然现身”——你立刻感觉诧异或惊慌，甚至我们有人会尖叫或呼喊。在大脑意识处理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几乎立马感受到恐惧或惊诧。不过，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熟知的一个朋友或其他人，我们会加工这一信息，并且可能会对我们自身的反应感到尴尬。这是情绪先于意识认知或信息加工的一个简单例子。

然而，我们接下来要问，犹如通常所问的一样，这与政治学研究有什么相关性呢？我们可以通过简要讨论两种流行的主张情感优先性的路径，从而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这两种路径都采取这一立场，即：若无感觉，我们可能无法思考，并且感觉通常出现在先。

情商理论

  建立在神经科学洞见的基础之上——在下一章更为详细阐述一个主题——乔治·马库斯及其同事明确拒绝如下流行观点，即在我们能够“感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他们区分了他们所谓的两种体系，亦即管理(disposition)和监督(surveillance)体系。前者处理的是常规的信息，它依据由某一特定刺激所引发的情绪来评估接受的信息，详细来说，某种刺激可能激发狂热或厌恶。第一种机制处理的是通常或惯常的思考方式，而第二种处理的是新颖的和未预期的刺激。在第二种体系中，涉及的主导情绪是焦虑。正如雷德劳斯基所指出的：

一旦由意外的东西(解读为“危险的”)唤醒，监督体系加强了注意，并且让我们准备通过提升“焦虑”的级别而作出反应。这种过程不是受对环境的认知加工驱使，而是受对于意外刺激的情绪反应的驱使。结果是，在这种唤醒状态中，学习得以加强，因为你需要理解所遇到的任何威胁，并因而受到驱动去寻找更多刺激。

我们应警惕更多地注意刺激而较少依靠习惯思维。这样，监督体系促进更为“理智的”思考。

动机的推理理论

米尔顿·洛奇(MiltonLodge)和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是发展一种稍微不同的理解情绪如何影响政治的方式的先驱。尽管他们同意马库斯及其同事的观点，亦即情感应该被看作是先于冷认知，但是他们处理这一主题时稍微有点不同。他们假定三个方面：(1)所有政治刺激都是充满情感的(“热认知”假设)；(2)人们使他们的大脑保持联机的状态，不断更新“流水账”(runningtally)，包括他们对上述刺激的感觉；并且(3)一般来说，人们如何“感觉”同样会影响对于刺激的接受。洛奇和泰伯说道，“明白无误的是，即使不是所有，也是大部分市民是有偏差的推理者，这样，以公正的方式评估任何新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如雷德诺斯基所认为的，上述两种视角或许不是完全互补的。特别是，关于新颖的或意外的情境的出现，是否导致“更佳的”决策，他们无疑存有分歧。在马库斯的模式中，进化机制已经导致一种在冷认知过程开始之前即刻行动的能力。这被预期为改进而不是损害决策。另一方面，在洛奇和泰伯的路径中，情感使得新信息的解释存在偏差。正如雷德诺斯基所指出的，洛奇及其同事“发现人们为支持他们先前的信念，更可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允许情感干扰[对于新近遇到信息的]更新。”因而，第一种路径强调情绪有助于我们学习的方式，而第二种强调情绪使那一过程存在偏差并加以扭曲的方式。

热认知和冷认知是如何连接的？

情绪具有一种自身的“无意识”品质，并且可能有时反映了无意识的过程。正如乔治·马库斯所指出的，“情绪过程在意识知觉之外发生，这一理念最初被当作怀疑论处理，但如今并没有太多争执。”然而，政治实践中具体认知过程与情绪互动的方式，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了解。尽管“热认知”并非是邝的《战争类比》的首要聚焦所在，他指出类比推理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认知过程，而且具有情感的内容：

因而，当[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决定将越南的危险与朝鲜的危险进行类比，这种类比或许不仅呈现出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的意象，而且唤起了对于高深莫测的中国人的消极感觉。

邝指出，他同样“对于他未能预期到中国干预朝鲜战争而感到懊恼”。我们并非简单地以一种孤立的方式将某一情境的特性与先前的情境进行“匹配”；我们经常挑选出对我们具有某种强烈情绪重要性的类比，就如朝鲜对于总统约翰逊及其国务卿一样。认知可用性(availability)或许因而是热认知过程以及冷认知过程的一种功能，然而在政治心理学中，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块受到忽略的领域。

此外，很明显，情绪——尤其恐惧——在约翰逊的越南决策中发挥了一种主导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他经常对其下属提及的恐惧是，他可能无意将中国带入战争，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景。“在黑色的夜晚，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脑子里映现出我的孩子在北越上空飞翔的画面，我不断地自问无穷无尽的问题，”约翰逊告诉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要是你今天所攻占的目标之一激怒了俄国或中国，那会发生什么？”很明显，这部分是基于朝鲜类比，然而这种比较激发了约翰逊的强烈情绪，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决策。布莱玛·斯坦伯格(Blema Steinberg)对于美国的越南决策分析同样表明，在林登·约翰逊及其接任者尼克松的推理中，羞耻和羞辱的情绪是大量存在的：

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是两位极度自恋的人，都遭受到羞耻和羞辱的痛苦感觉的折磨。正是上述感觉，在他们自恋性格结构的总体背景中，对于塑造他们关于越南的总统决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她对于两位总统的心理分析性格描写，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上述(及其他)情绪产生了影响。约翰逊的另一个得到很好证明的恐惧是成为“第一位失去战争的美国总统”。

正如菲斯克和帕维尔查克(Pavelchak)所认为的，将情绪的著作与诸如图式理论的“冷”路径连接起来的一种有益的方式，或许是将情绪看作是1某39类“认知捷径”。他们论辩说，当某人看起来是某一类别的典型成员时——例如，一位“典型的民主党人”或一位“典型的共和党人”——我们不是对他的特性作出情感反应，而是对群体类别作出了情绪反应。我们完全将那人归入上述一般范畴之内，并且忽略他或她独特的特征，除非这个人在一些显而易见的方面看起来是非典型的。从认知上来说，这有点儿说得通，因为与其他的捷径一样，它对于我们优先的信息加工能力所产生的压力较小。情感(幸福、悲伤、愤怒等等)的独特性质同样可能引发特定的信息加工风格。

这种路径似乎假定情感是第二位的，而不是首要的，并且这种路径已经主导了精英决策(包括外交政策决策)的研究。可是，马库斯团队和洛奇—泰伯团队所发展的模型为何不能应用于国际关系，这并没有特定的理由，就如它们在分析大众行为中已经非常流行一样。正如雷德劳斯基所指出的：

“政治行为”通常聚焦于公民的大众行为——通常是投票方面——但情绪的政治心理学通常在更为个体化的分析层次得以发展，并因而更为广泛地应用到下述情境之中，亦即个体必须加工关于政治条件的信息，无论我们谈论公民评估候选人，还是精英阐述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信念。

情绪的消极方面

当承认感觉是人类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我们当然不应该忽视这一事实，亦即消极情绪很明显对政治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影响，并且情绪能导致高度非理性的后果。例如，当我们想起检视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二者都是受强大的人类情绪驱动——的消极方面时，我们将看到许多上述影响。同理，某些心情很明显损害决策的质量。正如维茨伯格所指出的，“沮丧产生了僵化的、片面聚焦的信息加工”，尤其是对情境的极端和过度概括的评估。
  在他在位的最后时期，林登·约翰逊很明显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之中，或许这促使了他的思想封闭(closed-mindedness)和不愿意倾听与他的越南政策相左的建议。理查德·尼克松在水门事件期间，情况也是如此。

较之于诸如投票和公众舆论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心理学研究中，把情绪当作一种消极的力量看待的趋势更大，并且对此有些正当理由：我们难以将激起族群仇恨、种族灭绝、种族隔离、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情绪看做是世界中的积极力量。此外，决策中情绪的积极角色开始在政治心理学的国际关系领域得到认可。乔纳森·默瑟关于信任的研究提供了这类路径的一个主要例子，拉尔夫·怀特(Ralph White)关于移情的著作亦是如此。我们将在第十六章中讨论上述两位学者的著作，同样它们与情绪对决策具有一种显著的“良好”影响的假设是一致的。

情绪可以进行测量吗？

正如我们早先所指出的，情绪的主题经常被经济人和心理人的支持者忽视，同样也被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支持者忽视。然而，将情感搁置一边的倾向，部分是测量他们自己情绪反应的困难的结果。例如，假设你送给你爱人或其他重要亲友一件毛线衫，以庆祝他或她的生日。他或她将衣服从包装中取出来，举起衣服并尖叫“这就是我所想要的!”然而，你如何知道他或她真的喜欢它？当然，你所爱的人或许真的为礼物欣喜若狂。或者，他或她或许相当失望，心想“这不是我想要的样式”或者“我想要一辆新车”。他或她或许很不喜欢这件毛线衫，但是仅仅是因为当我们喜欢某人，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时，才尖叫说喜欢它。

且不论上述例子的简单性，在此有大量不同的情绪潜在地供我们讨论：相互的爱、不喜欢毛线衫、喜欢毛线衫、不同意某人伴侣对衣服的口味、不想伤害其他人感情的愿望、贪婪、失望、移情等等。两位交流情绪的人若是亲密朋友，他们则习惯于解读互相的情绪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人能绝对确信其他人所经历的是哪几种情绪。假如在单个案例中解读情绪是如此困难，那么心理学家如何能正确地测量人们的情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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